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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事

中國民生網總編辦公室
旗下欄目: 評論 社會 熱議 軍事
來源:民生整理 編輯:民生網友 發布時間:2018-09-20 23:50
摘要:聶元梓,是研究文革歷史繞不開的人物。她因“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”一夜成名,成為家喻戶曉的“頭號造反派”。從此,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“過山車”,命運的

聶元梓,是研究文革歷史繞不開的人物。她因“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”一夜成名,成為家喻戶曉的“頭號造反派”。從此,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“過山車”,命運的起伏跌宕已難由自己把控。

她曾在北大武斗愈演愈烈之時,向中央提出辭掉校文革主任職務,以退出混亂的政治舞臺,卻被江青、周恩來等人一致否決。

從貼出第一張大字報起,她的政治符號意義已不允許其隨性而為,她在文革中的許多動作,如同被捆綁住手腳的提線木偶,在政治操盤手的玩弄下,她和千千萬萬造反派一樣,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。

在經歷多年牢獄、貧病交加、孤苦無依的生活后,她對文革有了新的認識, 她在回憶錄中寫道,“我贊成打倒劉少奇,是出于對毛主席的信任;可是,過分的迷信,個人崇拜,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,走向錯誤的極端。”即便如此,她對毛澤東的擁護和熱愛仍然癡心不改。

她曾說,“我的一生似大海,波濤洶涌澎湃”。如今,93歲高齡的她,在凄風苦雨過后,終于過上了安寧的晚年生活。記者問她對自己在歷史上名分的看法,她平靜地答道,“我沒有什么特別的想法,就是想著老老實實做人。”

聶元梓近況

1984年12月,從延慶監獄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出獄后,聶元梓很少以真實身份在公共場合露面。迫于生計,她曾在將近70歲的年紀,下海卷入商品經濟大潮,那個時候她使用的名字叫“王蘭”。

近幾十年來,她除了出版《聶元梓回憶錄》,以及2010年在《炎黃春秋》發表一篇回應批評的文章外,極少公開發表文字或接受采訪,《鳳凰周刊》記者聯系她,她竟爽快答應了。

從監獄出來后,她長期居無定所,曾借居在二姐聶元素家,卻因種種原因,被二姐的女兒攆了出來,還將其告上了法庭。如今的住處,是在北京電影學院旁邊的一個小區,這個住處是她托杜潤生老先生找的,時任北京市市長的王岐山是杜潤生的門生,便給聶元梓安排了這套房子。

問及是哪一年搬來的,她自己也記不清了,不過這套房子也只是暫借給她,她并不擁有產權。大約50平方米的房子,裝修簡單樸素,屋內的家具都已陳舊。她的三個子女都不在身邊,唯一陪伴她的是一臺電視機和一個四十來歲的保姆,聶元梓禮貌地叫她“阿姨”。

93歲的聶元梓,看上去精神并不差,只是因為腿腳的毛病,略有些佝僂。幾十年的受苦受難,讓她總是一臉愁苦相,即便在給她照相的時候,她也笑不出來,記者搜索她在網上的照片,也大抵如此。

這兩年,她的記憶衰退得厲害,采訪中,很多問題她都表示“記不清”“不記得了”,但有的問題她卻思維敏捷,比如問她對江青的評價,她脫口而出,“我對江青的印象不好,她本來就是個電影演員,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在延安的時候,我就常看到她從楊家嶺出來,在外邊來回晃悠,她老在中央領導人身邊來回竄,不好,不喜歡。”

她曾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,那個時候就跟江青認識,但一直印象不佳。在她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后,江青為了拉攏她,曾請她到家里吃飯,要她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給自己打電話,或者讓李訥轉告,自己也可以隨時接見。但聶元梓對此不屑一顧,并不理睬江青的特別授權,更沒有受寵若驚的感覺。

她有事還是向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副組長王任重報告,而“決不會找江青”,因為“我認為江青在黨內一件實事都沒有做過,我對江青的認識有一個過程,對于她的陰險和無賴,是后來認識到的。”

即便如此,在后來給她定的罪名中,還是有一條,“積極追隨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革命犯罪活動”,這是她絕對不能接受的。

大字報出爐經過

1921年,聶元梓出生在河南滑縣的一個革命家庭,她的父母和六個哥哥姐姐都先后參加了革命,她在16歲那年也加入其中,從事地下情報工作,并在17歲入黨。她的大哥、后來擔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聶真,在家里建立起中共滑縣組織,后來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也曾在他們家辦公。

作為一名年輕的“老革命”,聶元梓長期從事中共意識形態宣傳工作,思想上極度左傾。為了革命理想,她從前方長途跋涉至“革命圣地”延安,參加中央黨校學習,也在那里,經歷了殘酷的整風“搶救”運動,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。

1960年,聶元梓在北大校長陸平的幫助下,進入北大經濟系擔任副主任,陸平與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聶真相熟,對工作踏實、負責的聶元梓也頗為滿意,兩年后,又將其提拔至哲學系任黨總支書記,并在分房上給予優先照顧。

哲學系是意識形態口的重點,不僅是北大的重點專業,也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彭真親自抓的重點,甚至中宣部有時也直接下指示,交代任務,而不經過學校一級。陸平將總支書記的重任交給聶元梓,自然是想把她培養成自己的得力干將,以便更好地掌握哲學系。

孰知,正是這位自己一手引進、提拔起來的“老革命”,將自己推向了被批斗的舞臺。

從私人關系來講,陸平有恩于聶元梓,她應該報恩;從發展前途來講,只要緊跟陸平,繼續提拔受重用都是非常可能的。但是,正是在這種一路順風的形勢下,她對陸平的評價卻在慢慢發生變化,“我開始對他持批評態度,我成了‘不識抬舉’的傻心眼”,她在回憶錄中說。

她對陸平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兩條,她認為陸平不深入群眾,不了解基層具體情況,下達指示沒有針對實際,不能解決實際問題。還在校黨委建立自己的小圈子——陸平是從鐵道部調到北大的,而北大的核心領導層也都是他從鐵道部帶來的。

她對陸平的這些意見,一直找不到機會向他親口提,但她認為這些意見都很重要。終于,文化大革命發動,給了她這樣的機會,讓她一吐為快。

在“五·一六”通知發出后,她和哲學系的另一位老師楊克明想通過大字報的形式,向學校黨委和北京市教育系統提意見,但不知道這樣是否妥當,便找到在北大蹲點的曹軼歐。曹軼歐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的妻子,她滿口答應沒問題,但并沒有過問他們寫什么內容。

這樣,聶元梓和哲學系的趙正義、楊克明、宋一秀、高云鵬等人商定給陸平等人寫一篇大字報。據聶元梓回憶,大字報改了三次,最后的版本是由楊克明主寫,她在后面加了一段話和三句口號,并帶頭簽了名。

這篇后來轟動全國的大字報《宋碩、陸平、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?》歷數了三人在執行文革中壓制群眾投身文革的“錯誤”,并對他們的一些言論進行了嚴厲批評。

5月25日,他們把大字報貼在北大大飯廳的東山墻上,一下子在全校引起軒然大波,并形成擁護和反對陸平的兩派意見的局面。陸平連夜召開黨委常委會,并組織了反擊的大字報,也貼在同樣的地方。

但形勢馬上不受控制,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,《人民日報》等黨報的轉載評論,讓這篇大字報上綱上線,直到8月5日,毛澤東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張大字報》出爐,親筆贊揚聶元梓的大字報是“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”,“寫得何等好”,并將文革矛頭對準了劉鄧司令部。

從此,這張大字報成了文革的符號,也吹響了全國上千萬大中學生起來造反的沖鋒號。在記者采訪到的眾多造反派中,都認為這篇大字報對他們批斗工作組起了示范意義,聶元梓的大名也從此家喻戶曉。

文革中的錯誤

在名聲大震之后,聶元梓很快當選為北大校文革主任,由她領導北大的文化大革命,這是她人生的頂峰,也是她判刑入獄的起點。

文化大革命既然是“史無前例”的,自然也就無先例可循,無經驗可借鑒,聶元梓在當上校文革主任后,也不知道運動該如何開展。起初,是號召群眾向領導提意見。聶元梓在書中談到,“各個單位、各個部門的群眾給領導貼大字報,其中確實有不少很有水平的意見,很有分量的批評,但是,運動到這里并沒有剎車,而是繼續揭老底、揪黑手,到后來就亂了套,從互相貼大字報發展到互相動手,搞武斗,這叫什么事啊!”

許多突如其來的事情,她只能憑著經驗去判斷處理,比如外校學生中興起“破四舊”之風,她害怕北大也受到牽連,就向全校師生講話,號召大家保護文物和國家財產。

有外校的學生跑到北大,要砸爛華表、石碑等文物,她就在高音喇叭里動員北大師生起來保護。北大的圖書館、檔案資料,未像其他學校那樣遭受大的損失,這與她當時的保護政策有莫大關系。

在對聶元梓的諸多指控中,有一項重要內容,是她帶頭寫了第一張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。記者向她求證此事,她告訴記者,這張大字報并非她帶頭所寫,也并非她的授意,而是一些教師和學生給鄧小平寫了大字報以后,非要她在上面簽字,“當時整個師生、群眾都反對鄧小平,他們叫我簽字,我不得不簽”。

為此,后來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在北大跳樓致殘,也被算在了她的頭上,但事實上,那時候工宣隊與軍宣隊已進校,接管了學校主導權,她已經失去了權力。

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,想要再關上就很難了,聶元梓是那個打開魔盒的人,但她立刻發現自己已經完全控制不了局勢,即便她是學校名義上的“一把手”。1967年后,北大的武斗持續升級,到七八月間,她曾試圖將兩派學生聯合起來,停止武斗,復課鬧革命,但是沒能成功。

隨著運動的發展,劉少奇、鄧小平、朱德、賀龍、彭德懷這些中共元老相繼遭到批判,而學校的武斗也不斷升級,作為一個參加革命30年的老黨員,她對運動越來越看不懂,越來越“感到不對頭”。

她意識到,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,根據她自己的能力水平,她根本無法應付未來的局面。在這種時候,她萌生了辭去校文革主任的想法,并建議解散校文革,因為她認為校文革已經沒有能力領導學校的運動,但這個意見在校文革常委會上馬上有人提出反對。

緊接著,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,她向中央文革成員提出了辭去校文革主任的請求,并建議解散北大校文革,當時周恩來、江青等人都在場。江青首先表示反對,并對她進行了嚴厲的訓斥,她說,“過去,你是死保校文革,現在人家一攻,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,你不想干了,這不行!”周恩來和其他人都不吭聲。

隔離審查與入獄

武斗終于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,他下令工宣隊、軍宣隊進校,卻在清華遭到蒯大富及其手下的抵抗,于是便有了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與“五大領袖”的“凌晨談話”,毛澤東對他們進行了批評,工宣隊、軍宣隊開始進校接管一切。

從1968年國慶節后,聶元梓便處在半隔離狀態,白天辦“學習班”,行動受到限制,不能隨便離校。到全國大規模清查“五·一六”分子時,軍宣隊副主任王連龍在大會上宣布聶元梓為“五·一六骨干分子”。

此后,聶元梓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北大“五七干校”,在大冬天,光著腳到冰碴子里挑泥巴,在當時的那些“反動學術權威”、“臭老九”中間,她是“壞人中間的壞人”。1970年6月,工、軍宣隊讓她再度回校,在嚴密監視下,強迫打掃院子,打掃廁所,大大小小的批斗會開了100多次。

此后8年,聶元梓先后“轉戰”新華印刷廠、北大校辦儀器廠,接受勞動改造,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,她的罪名也不斷改變。

她告訴記者,在北大儀器廠的3年間,儀器廠給她專門畫了一條“路線”,從廠里到家里,每天上下班,必須在畫好的“路線”內走,不準越出“路線”半步,路上遇見人也不許說話,回到家以后還有人監視。

對于這些整人的手段,她不以為意,她對記者說,“我被整的時候也不少,挨整挨慣了,你愿意怎么弄怎么弄,我該怎么做我還是怎么做,就按你說的,我一步也不越。當年,我在前方的時候,什么艱苦都經歷了,『民生網(微信ID:minshengwangcom)』,他們再怎么整也超越不了那個艱苦,因此,我也不覺得那有什么苦。”

對聶元梓的正式判刑是在1983年3月,和她一起被判刑的,還有“五大領袖”中的蒯大富、韓愛晶,判決書上對聶元梓的指控是,“積極追隨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團,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陰謀活動,誣陷、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干部、群眾,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,誣告陷害罪。”和蒯大富一樣,聶元梓進行了有力的辯護,但終究不能改變被判刑17年的結局。

但在第二年底,她便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出獄了,此時的她已經63歲,出獄后孤苦無依,既無住處,又無任何生活來源,再加上長年被整,落下一身的病痛,醫院多次下病危通知書。而她的三個子女皆因受其牽連,自顧不暇。

在萬般無奈之下,她曾向胡耀邦和習仲勛寫信尋求幫助。在延安時,她與習仲勛的夫人齊心是同學,兩人關系特別好,她就寫信給齊心,再轉給習仲勛。習仲勛見到聶元梓大哥聶真時說,不給聶元梓發放生活費是不對的,她總要生活啊。那一年,街道辦事處給她發放了幾個月的生活費,每個月70元,但發到當年12月,就突然停止了,沒有說明任何的原因。

后來聶元梓自食其力,做了幾年生意,賺了一筆錢,卻被人陸陸續續騙走了,剩下一堆不能兌現的欠條。

在長期不懈地爭取下,聶元梓終于申請到了養老金,她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。她的哥哥、姐姐已經全部過世,與侄子們也極少來往,除了與兒女偶爾通個電話,很少有人會與之聯系,她過著與保姆相依為命的生活。

那本在香港出版的《聶元梓回憶錄》,是她口述、別人記錄的,出版時未經她審閱。她手邊留存的這本書,已經被她翻得稀爛,許多地方有折痕或夾著書簽,書上滿目的線條和修改痕跡,那是她認為需要修改的地方。這本為她正名的傳記能出修訂版,或許是她此生最后的愿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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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民生網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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